由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亚洲开发银行和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举办的第11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以下简称BAQ大会）11月15-17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当前，亚洲区域的空气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推动空气质量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如何平衡空气质量改善与经济发展？如何将中国能源汽车产业引向海外、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环境报记者分别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能源与健康处代理主管Heather Adair-Rohani、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执行总监Bjarne Pedersen、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执行秘书长李阳。
制定合适解决方案，最大限度提高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
中国环境报：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南》。BAQ大会期间，有专家表示，亚洲目前只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一指导值。受疫情影响，近年全球和亚洲的空气质量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Heather Adair-Rohani：目前，全世界99%的人口呼吸的空气都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指导值，这个指导值的确很难实现。我们通过流行病学研究证据发现，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实际上必须达到非常低的水平才能更好保护人群健康。
任何改善空气质量的举措都会带来人群健康效益，所以我们需要在国家和城市层面采取行动。改善空气质量有利于减少人们由于暴露在空气污染中所引发的疾病，包括心脏病等长期慢性疾病。所以，空气污染物浓度水平降得越多，就越能保护人群健康。
我们看到近年一些地区和国家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比如欧洲、北美和中国都有显著改善。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城市的空气质量水平目前都高于指导值。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设置过渡目标值的原因，以帮助各国制定符合国情的阶段性目标，逐步向指导值迈进。
中国环境报：我们知道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非常重要，但经济发展也同样不容忽视。所以您是否可以就决策者应该如何制定政策来平衡空气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Heather Adair-Rohani：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二者之间需要做好巧妙的平衡。
对此，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们一起，为各国提供工具、资源和知识，以便能够协助制定有关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改善空气质量。
提供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改善人群健康。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人群特征，明确特殊的干预措施和政策，制定更加适合的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您更关注哪些亚洲国家的空气质量问题？为什么?
Heather Adair-Rohani：亚洲国家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高于WHO提出的空气质量指导值。很多国家都做出了郑重承诺，积极采取行动改善空气质量。
很多国家都把改善空气质量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明白保护人群健康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人群健康。
世界银行的评估显示，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数万亿美元，这通常是由于健康损失和人口的生产力损失。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与空气质量息息相关。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亚洲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如何？
Heather Adair-Rohani：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亚洲其他一些城市，当前污染水平仍然非常高，特别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的城市，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世界各国需要积极开展合作，减少空气污染，改善全球城市的空气质量。
在亚洲地区，有很多跨区域的空气污染。据我所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筹划制定一项跨区域公约，以帮助解决跨区域的空气质量问题。
空气污染没有国界，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合作。各国积极分享经验和知识，则是改善全球空气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环境报：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您对亚洲国家有什么建议?
Heather Adair-Rohani：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挑战，不仅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威胁，还会加剧空气污染、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比如干旱、洪水、极端天气、野火等等。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与各国合作，了解并利用更多的科学证据，以进一步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我们也希望更多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问题纳入气候变化谈判。今年将第一次在气候变化大会上举办“健康日”。此外，需要更多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健康影响评估，只有了解这些影响，才可以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
此外，公众宣传倡导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让每个人都了解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如何减少这些影响以及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也需要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等更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
鼓励多方协作，共同推动亚洲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亚洲区域的空气质量整体表现如何？您对中国哪些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印象最深刻?
Bjarne Pedersen：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空气污染水平较低。但现在，随着疫情后经济发展的恢复，空气污染水平又在上升。整体来看，自2018年召开的上一届BAQ大会以来，世界上有一些地区的空气质量在变差。当然，也有些国家做得更好，中国就是其中之一，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在不断降低。
中国很多城市的空气质量变化都让我印象深刻，比如北京、上海、成都。虽然这三个城市的排放来源和污染特征有所不同，但在过去十年，其年均PM2.5浓度下降幅度均达到60%左右。城市空气污染的大幅减少，会直接降低由空气污染引发的居民健康风险，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空气污染。
中国环境报：亚洲城市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面临的共性问题是什么?您有哪些建议？
Bjarne Pedersen：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要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这些步骤不可或缺：开展监测获取空气污染水平的数据，了解排放来源，编制排放清单，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这些都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议题也是此次BAQ大会的重要讨论内容。
因此，在城市层面上，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决策。以科学为基础的空气质量管理不仅需要能力和知识，还需要不同部门和相关方之间的相互合作，甚至是城市之间的合作。
除此之外，在大气治理的过程中，提升公众意识，让公众参与其中、了解污染治理进展也非常重要。
中国环境报：许多亚洲城市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压力。在您看来，管理部门应该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空气质量改善之间取得平衡？
Bjarne Pedersen：城市经济发展往往是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在国家还是城市层面，解决空气污染问题，都要考虑其成本与效益。
减少空气污染需要资金投入，但治理空气污染则能够减少因空气污染而引发的健康问题所产生的花费，家庭医疗开支会相应减少，生产力也会提高。经济发展和减少空气污染、减缓气候变化并不矛盾，可以多赢。
城市需要关注更清洁的交通，转入更智能、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国家层面，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最终，亚洲的经济发展需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带给亚洲城市居民更健康的生活。
中国环境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协同控制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Bjarne Pedersen：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造成的挑战源于同一个问题：使用化石燃料。
中国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电力、交通、重点工业行业的污染控制发展快速。当前，中国多项排放标准已经处于世界最严水平，这不仅大幅减少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也一定程度倒逼了结构调整，淘汰了一些落后产能，同样带来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当然，中国也在积极采取结构调整措施，在能源、交通、工业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中国的煤炭消费比重在2013年以后持续下降。
因此，建议重点工业行业提高行业排放标准，淘汰落后产能；同时，着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此外，货运、港口船舶也是重要的排放源，遏制其排放也有助于交通行业的清洁转型，减缓气候变化、减少空气污染。
给我国新能源汽车创造更多“出海”机会
中国环境报：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方面，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对此您如何理解？
李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于空气污染和碳排放，都有比较好的改善作用。从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角度来看，它本身就天然满足于在运行过程中的零污染。我们要更多从源头端出发解决问题，即电力来源的碳排放问题，为未来城市环境和空气质量改善以及碳减排，奠定行业基础。
中国环境报：您对汽车产业在解决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哪些成功做法印象深刻？
李阳：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推进清洁汽车、节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现在汽车的能耗和排放，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工作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策引领，在整体的顶层设计基础上，通过示范项目带动产业链前期的科技创新。然后发挥制造业优势做大规模，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产业升级。对于空气质量改善，新能源汽车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因为汽车电动化之后，就会把能源的排放变成集中式的排放，就有更多机会实现碳减排乃至碳中和。
中国环境报：会议中一位菲律宾讲演者提出，中国有一些品牌，比如奇瑞、东风、红旗等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菲律宾市场。您认为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合作对于提振经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哪些作用？
李阳：这次来到菲律宾，看到了目前当地一些交通状况，以及汽车产业情况。现在大部分的车还是燃油汽车，包括柴油车、汽油车，所以电动汽车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电动汽车在中国已经发展了近20年，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来自东风、一汽这些国有企业，还有一些民营企业，现在很多产品已经走入了成熟期，在国内变成了非常好的产品，新能源汽车的新车渗透率已经超过30%。在南方，尤其是气候比较良好的地方，渗透率已经接近了50%。
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现在其实还没有这方面的推广。我觉得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品至少有两个优势：一是更加好用，产品具备很高的竞争力；二是更有经济性，包括购买和使用过程。
在菲律宾马尼拉交通拥堵的现状下，汽车油耗非常高。如果采用电动汽车，可以大大减少燃油的消耗，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出海”的机会。
中国环境报：除了菲律宾，其他的亚洲国家，联盟这边有什么进一步合作的设想？
李阳：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在2017年成立，理事长单位是北京理工大学。我们依托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依托这种海量的数据来进行车企间以及行业间的数据共享工作。现在联盟有200家左右成员企业，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整车企业。所以我们会联合一些整车企业，共同去做“出海”的相关工作。我们了解到，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国都有车企正在推进相关的工作。其实不仅是在东南亚，在中东、中亚，以及俄罗斯等都有很多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我们的设想是，未来要成立一个以联盟数据应用来牵引的海外工作组，推进相关工作。比如，我们可能会委托某车企作为数据应用单位，为其他国家建设这种数据平台。以这种方式来牵引，有效将中国经验，包括政策的制定引领、补贴政策的经验，以及数据应用可以带来的价值提升等，提供给东南亚国家，让这些国家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地进行产品推广，实现汽车产业升级。
